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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失去了传统的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是一个民族反省的黄金时代。
先有台湾的柏杨、李傲……后有大陆的苏晓康，王鲁相……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人应该彻底砸烂落后腐朽的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儒家传统），而从酱缸文化、黃土文明走向海洋文化、蓝色文明。
这样的声音曾经在大陆的天空、在清算文化大革命旧债的同时甚嚣尘上。
可是，他们狭隘的视野从来没有关注到的事实是，毛泽东早于他们近二十年已经就实践了这种理论。撇开政治因素不去说它，单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毛其实是在继续“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第二次砸“孔家店”。而这次却是毁灭性的，深深触及民族灵魂。
毛泽东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中国文化中他认为是劣根性的部分进行了最彻底的清算。
破四旧、反官僚、反迷信、反儒教。打破传统，让从来习惯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中国人开始多向思维、追求人权、民主、要求平等、反潮流、反权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传统的挑战，那么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彻底实施了对传统的清算和抛弃。
可是，事与愿违，多少仁人志士近百年的努力，却造就了一个从灵魂到身体都放荡不堪的怪异民族。他们尽数失去传统，没有信仰，缺乏道德，公然质疑高尚。经过近百年文化磨难的中国人不仅丑陋如故，甚至比及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竟毫无廉恥的将这种丑陋归咎于古老的文化传统。
而始作俑的“肉食者”们，末法之时，百感交集，终于又回想起文化传统的伟大意义和道德力量对于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
这本身就是一出无所不用其极的功利主义政治闹剧，它所表现出来的丑陋本质难道也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吗？
其实，今天国人的丑陋是无法再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今日之国人早已丧失“传统文化和道德基础”，又哪里还有什么“文化劣根性”？
高抬自己了！
今日之国人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人，今日国人之丑陋也根本无法再推给传统的文化，丑陋只不过数典忘祖放荡形骸以后自身业造的“劣迹”，哪里还能归咎清高典雅之文化“劣根性”，这一点，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都必须清楚认识，善加区别。
有个美国历史学家说过，现在的罗马人不是古代的罗马人，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代的埃及人……而现代的中国人却就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中国人。
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其实是不全面的。这里应该特指“人种”而非文化。如果一定要影射文化，那也至少应该加上个注脚说：文革以前的中国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而文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古代的中国人。
历史学家们说，一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彼此交流（比如通婚和侵略）频率决定这个文明的历史发展速度。我们看到独领风骚数百年的现代西方文明正是从被砸碎的古罗马废墟上快速发展起来。腐朽的罗马文明正是被西迁的阿瓦尔人、匈奴人……彻底砸碎，才有了全新文明融合和发展高速度的。这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放之中国而不准？中国人砸碎旧有传统以后难道就只能建立起失去廉恥的官商文化吗？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那些所谓学者们只是后知后觉者，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是马后炮或两面派，他们在宣扬继续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滑稽的企盼着彻底否定毛泽东，殊不知，后者正是砸烂中国文化的实践先驱者，是替他们开路的老祖宗！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唯一缺乏的、也是迫切需要的正是一个建立在被他们一起砸的稀烂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整合了整个人类文明成就和良知，宽容而理性的伦理道德秩序。
文人，尤其是中国近代的文人，其眼光和智慧，大抵如此！宁不可悲乎！
…………
之三：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级人
浅论“废‘伪’”辩论双方共同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度，真理的天平从来是由官方掌握。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家高层对认识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内一些极端思潮和观点的清算，“反伪科学”扩大化的情况开始扭转。但这种对真理的理性回归因为不是自然而是人为的，所以此消彼长，无法归于平静。那些正沉浸于反“反伪科学”斗争胜利中的斗士们却由于存在和过去那些“反伪斗士”同样的认识局限性，矫枉过正，又荒谬的开始了反对《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提法的战争，大有欲将“反伪斗士”赶尽
凤凰台也推波助澜，还不失时机的于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邀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先生和著名反伪斗士司马南、何作休等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就是否应该废除《科普法》有关“伪科学”提法的内容进行了公
这场辩论的起
其一、是有个叫张功耀的人牵头在网上万人签名要求废除中医“伪科学”；
其二、是因“其一”而引发的一百五十位学者联合签名要求废除《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的提法。
真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时间中国学界上空乌云弥漫，飞沙走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其实，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丑闻。
在精通逻辑和认识论的人看来，有关“伪科学”提法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好比“两小儿辩日”一样初级。如此舍本逐末，说明中国学界无人，更沒有大师！这是中国认识领域的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实质。
“废‘伪’”辩论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他们无一例外的、本能的、想当然地在潜意识中预设了“科学无限正确”这样一个荒谬前提。
因此，“废‘伪’”派认为科学因为是无法定义的，所以“伪科学”并不存在。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缺乏逻辑常识的判断。他们不假思索的认为科学是无限扩展的、无界限的认识范畴，是人类认识体系的全部，因此是不可能有对立面的。但事实上科学根本不是一个无限范畴，他只是人类整个认知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子系统，他被他的对立面所约束。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才是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论。
有人说，科学是沒有固定定义的，但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存在，他的定义并不是由个别人或组织所能规定的，我们应该可以从他所使用的工具、思维基础等表象中发现并归纳总结出他的一般性定义，这是最合理的逻辑方法。
并不能因为迄今还沒有人做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或已经最接近本质的定义科学的工作，就否认科学这个范畴的有限性。
我就可以尝试性的来定义一下科学：科学是在实证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以逻辑归纳、推演等方法作为工具来认识自然的一种认知系统。因为其所用工具的缺陷使得科学的结论通常都具有偶然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科学和宗教、玄学……甚至艺术、美学……等体系一起构成人类认识自然、了解真理的认知体系。他们的区别在于世界观和所使用工具方法的不同。
因此，我们发现从逻辑上来看，科学不是个无限概念，它一定存在对立面，伪科学的存在毫无疑问。
那么什么是伪科学呢？
伪科学就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不用或错用科学的方法得出一个强称为科学的结论的行为。
反伪斗士们的科学打假无可厚非，只是科学既不能完全代表真理，打击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伪科学”的意义就不能和打击“伪真理”等同了，基本上只能说这些花精力搞反伪科学扩大化的人是错把科学当“真理”而陶醉于自欺欺人之“真理斗士”幻觉中的愚蠢人群。
所以《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的有关规定相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各位仁人志士之所以要反对这种提法，其实质就在于他们同样错误的认为科学是个无限范畴，是万能的，无限正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反对“伪科学”的提法，就是解放科学探索的束缚，解放人类自由认识自然的能力，今天科学界的情况不好，是因为其含义还沒有最终扩展到需要的范围。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
产生这种错觉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中国人从百年前的五四开始就崇尚科学和民主两样来自西方进步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不好的毛病，总喜欢走极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就局限于对西方科学的普及。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从思维到实践都被彻底用科学的方法论装备并束缚起来，从而成为一切其他认识方法的敌人。
但同时，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国外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理工科学生还有攻读哲学学位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可以为他们的认识实践（注意不一定是科学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工具。
但在西方科学逐渐成为人类认知自然的主流工具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理工科的人理所当然的被彻底灌输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国外不同的是，他们还被统一灌输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存在深刻局限性的哲学观作为唯一的思想依据。
当在实践中最终发现科学原有的实用性其实是有深刻局限必须予以突破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局限是由科学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造成的，反而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正是现有科学有待发展的原因。因为在他们不假思索的知识系统中，科学就是真理，是人类认知自然的整个体系全部，是一个无限概念。
他们从来不去怀疑科学是否是有规定性、历史性、偶然性、相对性的范畴，也从不觉悟他们所要实施的探索突破正是要对现有科学方法论实施否定。科学一旦完成自我否定就升华了，也就不再是科学了，这和当初它告别“新哲学”而成为“科学”是一个道理。
牛顿在用科学的方法为人类认识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后，突然之间改弦易辙去研究神学，有人说他堕落了，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是思维被束缚在单一的科学思维中的人。对人类认知自然来讲，科学、神学、玄学、宗教……都是并列的认知系统，只是今天的世界中，科学的方式对人类的认识实践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已。
科学只是人类认知自然的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如果扩展了，这个范畴也就在自我否定中消失在和众多认知体系的融合中，那时候的人类认知体系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现有的内涵，它已经是一个经过无数否定和增容而诞生的更宽容、更有效的认知体系。
那些糊涂的“反伪派”人士，比如何作休、方舟子这样的人，所受教育完全来自那些其实束缚他们认识能力的、狭隘的、作为时代主流的所谓科学的书。尤其是何作休，他还不无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徒，殊不知，他比方舟子更多了一份科学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束。
科学显然是有缺陷的，辩证唯物主义更不是人类的终极世界观。所以他们读得书越多，就越执着，对其他认知工具就越排斥，他们的探索就离真理越远，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命题是正确的。而且还要加一句“读书越多越愚蠢”才可以精确描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现象。
但是，“反伪派”固然非常狭隘，而“废‘伪’”派们也不见得就高明多少，他们应该明白，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反对的不是“《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的条款”，而应该是因強化科学这种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而压抑其他一切科学以外的认知体系存在或发展的新的错误思潮。
科学是个有限范畴，所以“伪科学”的存在理所当然；科学因为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它并不是人类认知自然唯一的和最终的手段。
在这里我要通俗的问“废伪派”们一各问题，“科普”是必要的吗？既然提倡“科普”，那么科学其隐义是不是就是个褒义的好东西？既然如此，“伪科学”作为贬义是否天经地义呢？所以废伪派的行动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无法理清其中的逻辑的！
但是，无论是反对伪科学的还是反对“反对伪科学”的都不过坐井观天，他们大言不惭地各自以为处于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中心，从来没想到他们所共同坚持的科学只不过是认识天地之偏僻一隅，因此他们在徒劳的争夺针对“科学”的话语权的时候，却无一例外的不假思索的以为自己恰是在争夺有关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话语权也即对真理的话语权。
这种好笑的斗争居然还闹上了主流媒体，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学界的恥辱和悲剧。所以我在前面说这是中国学界的丑闻！这种搞笑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当代确无大师！笑过之后，由不得我不悲从中来！
科普法同样是建立在错误的“真理”前提下的时代产物，这个错误的前提就是“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认知体系的全部，是无限正确的”，既然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普及科学教育理所当然的要被当作一个正概念来看待，伪科学理所当然的就是贬义词。
因此，如果“废伪派”一定要废除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有关“伪科学”的提法，而应该是《科普法》本身！不要以为自己是梁山好汉，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那一百五十几位义愤填膺的“废伪派”仁人志士，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错位的行为呢？其原因其实就是他们骨子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定式，他们从来就不去设想，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否应该会导致废除《科普法》，但是那些正不遗余力的和反伪斗士们争夺“科学”正朔的“废伪派”学者本身是不可能反对《科普法的》，因为一旦反对《科普法》，就直接反对到他们自己也同样坚持的科学信仰。这种内心矛盾滑稽的表现，就是导致这种必然毫无结果的“废伪”行动的夭折。
试问那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学者们？你们真的敢废除《科普法》吗？倘真如此，那倒真是我中国之幸、人类之幸，中国也就真的出现了一百五十个大师级学者，破天荒了，那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福音。
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合理定位科学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地位，合理评价科学对人类认知自然的功能，使科学从被误解了的至高无上的圣殿中走下来，站回他本应处于的有限范畴的位置，不再給予科学至高无上的肆意干涉打压人类其他认知行为的权利。
“科普”真的值得立法来强制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重现“科普”打压一切的现象，“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科普本身就不是绝对必要（需要但有限度）的，但这一点的说明又立即会使得科普法的存在合理性出现危机！这不应该成为砍柴者的过错！
总结一下：
科学固有的缺陷决定“科学的”不一定就是合乎真理的，因此所谓“伪科学”的也不一定就绝对的违背真理，任何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和偶然的，以高超的智慧，从对人类认识领域的一切子系统内涵（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玄学、宗教）的扬弃、融合中升华出更宽容、更有效的全新的人类认知体系，这才是中国学界芸芸众生在人类认识自然方面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必须具备的态度
之四：
何祚庥、司马南迷失之地－浅谈东方思维与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之关系
一、从《司马南、何祚庥、刘华杰新浪聊天实录》说起
前些时候，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在新浪网和刘华杰教授进行了一次谬误百出的辩论——《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有指导作用吗？》。我在新华网及时给予了详细的点评，为了纠正国人被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长期搞乱的思维，我觉得有必要对“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包括哲学）的关系”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正国人被误导之视听。
所谓东方思维是被司马南们故意模糊了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他们因为大约也感觉到东方文明中蕴含的内容良莠不齐，欲攻其一端又怕捉襟见肘，所以创造这么一个含糊的词汇以备他们闪烁其间、强词狡辩之用。在司马南之流骨子里是将东方思维定义为阴阳五行、八卦算命、风水、迷信的，所以面对真正的东方思维时，突然觉得文不对题，莫衷一是！这就是这次辩论的最大可笑之处！
二、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东方思维？
东方思维其实是指整个东亚包括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区域的哲学思维指导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论。这中间虽然大部分地区其实是中国化的（比如儒教地区），但印度文明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并对东亚很多地方产生影响（比如佛教地区），佛教和儒教道教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又是共存的，无法用简单的阴阳五行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思维还包括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技思想、哲学思想等。因此所谓东方思维在司马南们口里说出来其实是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内涵，因故作高深而流于荒谬的。
三、司马南、何祚庥心目中真实的东方思维含义：
其实，他们真正之所指是东方哲学中的玄学部分。那就是黄老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辩证哲学的一个玄学分支。
何以见得呢？
因为他们总是以反对阴阳五行、算命、治病、风水、气功等的斗士的面目出现，并对浸透阴阳五行学说最深的中医理论大加质疑（比方说马上又准备禁食五十天的那个挑战司马南而司马南巧言回避的老中医），但是他们却丝毫不敢轻易撼动其它诸子百家以及《孙子兵法》、《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资治通鉴》……等等等充满中国古代智慧的伟大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东方思维的含义就可想而知了！
四、东方思维中的黄老哲学是伪科学吗？
但是即便是黄老哲学他们的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阴阳互根是最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一直到德国的黑格尔才被整理成系统辩证法的理论，后来在共产主义世界又被马克思发展为唯物辩证法。因此阴阳互根是矛盾论的鼻祖，是现代辩证法的祖先，其科学性是无庸置疑的。
黄老哲学基于阴阳五行对世界的观察是多方面的，这当然包括在玄学方面的应用，但是即便玄学是伪科学的，那也只是黄老哲学中相当局部的一部分甚至是异化的部分。
其实在这次辩论中的论题按照司马南们真正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古代玄学思维对今天中国科技的影响”而不能冠于“东方思维”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带有愚昧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潮的痕迹，逻辑上也是不科学的。
五、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殊途同归，有着不同基础方法论和相同的实践结果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成果有着无数殊途同归的结论，只因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基础方法论不同，尤其是西式基础方法逐渐占主导地位就彻底抛弃辉煌的东方思维，这其实是愚昧和至少短视的。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思维的差别仅在于基础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思维指导下的现代科技讲究实证而流于狭隘；东方思维则放眼宏观、整体而趋于博大。这是一对矛盾，但有机的结合将为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和对大自然的认识带来无限的契机。
东方中国人用了另外一套基础理论推导出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结论。这和西方人的结论殊途同归，但他们形成的基础理论形式不一样。
比如西方医学和中医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断治疗方式，但却有一个同样的治疗结果，这说明什么呢？这建立在两种基础理论上的两种医学体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这个疾病进行了观察和治疗，结果从不同的角度达到了一样的结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国的命理学和西方的占星术中，很难想象两种严格隔离的文明会在这种所谓迷信的理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命理学里的五行相合、对冲、相刑……等等关系，在西方占星术上几乎一模一样。有兴趣但不迷信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和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而又可以殊途同归的基础理论体系！只是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不同罢了！比如，西方人说12345，中国人除了12345还有甲乙丙丁戊……子丑寅卯晨一样；西方人习惯十进制制，而古代中国人还有五进制（算盘）、二进制（八卦）、六十进制（天干地支所组合成的纪年方法）虽然有些牵强道理却也是一样。
想象一下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如何看待中文的书本就知道啦，其实我们今天有了对照翻译可以很快用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同样的意思，这就是沟通，同样我们有必要对古老理论进行“翻译”式的基础沟通,这就是文化考古。
在拿破轮来到埃及发现著名的那快罗
塞塔石碑以前，沉睡了四五千年的埃及文化因为当时西方人无法弄懂古埃及文字而令人充满神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今两种文明采用不同的基础理论体系（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建立了两种语言理论，因为年代久远，其中的一个基础理论（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规律）已经消失，我们面对这堆复杂的符号时当然会感到莫名的神秘和茫然。当商博良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从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中获得突破时，那数千年前的文化辉煌就袒露在今人的面前啦。
这正是我们面对中国那些古老理论体系时的情形。
六、中国古老思维曾经是有完整体系的,在今天变成神秘文化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人古老的理论认知结论因为一种未知的原因（比如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独尊儒道和大唐灭法、大明八股、大清文字狱什么的）走在了基础方法论的前面，使得理论和验证手段脱节，或者是曾经已经验证的理论侥幸存在，而那些被用以验证的基础方法论已经消失，就象三星堆的面具，才让后人感到神秘。
这样说不是我们要先入为主的肯定东方思维的科学性，而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些精妙的理论曾经和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科学与实践，不应该因为无法重新找到论证他们的基础方法就否定它的合理性，我们考古三星堆以后是否在震惊之余也大胆设想一下，东方思维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他的理论或者结论被完好保留而那些复杂冗长的推演方法和其它基础方法论因为时间和历史的原因已经湮没了呢？这种大胆的设想不是迷信，而是看看这种理论是否能在现代科学中起指导作用而进行的反验证！
在中国古老的基础理论体系逐渐和其它文明相接触和所处社会的巨大变化的割裂过程中，使得今天的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些曾经在过去的基础理论体系上非常正常的学说了，这样就开始使得那些被悬空的学术结论变成今天的神秘！
记得重要的中国古代科技－－冶金术吗？我们不止得到过一把古代的兵器，那些精确奇异的合金配比，含碳分量的控制使得秦国曾规模化的生产武器，这说明这种技术是已经成熟的科技，可是我们有看见相关的中国古代化学文献么？
中国古代至少秦代的兵器是制式生产的（也就是标准化成批生产），这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工艺标准，这说明中国古老的冶金科技的确存在一个指导性的理论体系，至于它以什么形式存在或因为什么而失传，这是又一个谜！
所以我们今天只看见剑，而看不见他的制造工艺，这和那些所有的所谓神秘的东方思维的情况是一样的 。
七、阴阳五行学说是更高级的辩证法思想体系
如果从神秘理解黄老哲学中的玄学的误区中走出来，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所谓阴阳五行其实是对现代简单辩证法的深化，换句话说，现代辩证法看事物的方法被函盖在了阴阳五行学说之中。现代辩证法从矛盾－－即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观察事物，而阴阳五行说不仅从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看到了统一（即太极、混沌）还向下继续将事物的对立统一互相依存的基本关系划分成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之间除了简单的阴阳（即矛盾）关系以外还有比简单的对立、统一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比如：生、克、合、刑、冲……等等，这使得我们对事物的辩证认识方法更精确的贴近了事物的状态。这是现代辩证法必须借鉴甚至发展的方向！
八、彻底否定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的指导意义的目的是要对科学探索野蛮扼杀
司马南、何祚庥开题“东方思维能否拯救现代科学”就是荒谬的、缺乏科学头脑的问题。他们习惯于能或不能这样简单的二分思维法，辩论的结果是让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越行越远，更加分道扬镳，因此，司马南们开此论题的目的就是别有用心的。
当波尔上世纪三十年代来中国讲学，感叹西方科学思维已经走入分子、原子、质子、中子……永无休止的旁枝末节而将眼光转向东方宏观思维的时候（还原论），中国人很为自己的传统骄傲了一回，但今天这数千年的辉煌沉淀被何、司二大师直接当成大便（文明的说就是糟粕）示众于国人之中的时候，我仿佛又看见了鲁迅描写日俄战争中国人麻木的观看日本人砍杀中国人头颅的片断，只是那时候国人的麻木是面对同胞的血肉之躯，而今天的国人面对这血淋淋的场面自然是不会再麻木的啦，可悲的是仍然还没有进化到对肆无忌惮的精神屠杀产生反应的层次，所以我伤悲！
另外司马南、何祚庥之流真正要毁灭的不是中国的东方思维，其实质是毁灭中国人对前沿科技探索的前途。
这些人对钱学森先生的诬蔑和诋毁，就是因为钱老有感于西方对超心理学、智能医学（在中国曾被称为第四医学）的研究早已经悄悄开始并已经富有成果，而中国人仍然躺在陈旧的世界观里浑浑噩噩而秉承完全科学的态度展开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并和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人思维的陈旧世界观产生碰撞的结果。
钱老是真正的科学家，科学的态度是不带偏见的去研究自然，就象牛顿之研究神学！
但钱老又是可悲的，可悲的是他以火箭之父的科学地位居然无法抵挡这些三角猫学者的无聊攻击！
有一位山东大学的教授，很久以前听说他从传统科学中总结出“生物全息论”，后来他死了，死了就死了吧，但是那些新主观唯心主义分子并不放过，说：“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大有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臭脚之势。
好，我们不再去关注张教授的死活，不如让我来向各位介绍一下祖国医学在全息方面的认识，中医从来讲究望闻问切，从某一个局部的变化来判断整体的状况。这是全息论的最早印证。穴位经络说更是这种理论的成功运用。现代遗传学告诉我们仅仅是那几对有限的减基对决定了生物个体的全部信息，我们因此有了确定人类基因图谱的伟大工程，在将来的世界上，人们将可以根据基因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而查知人体一生的病痛和状况，这就是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研究结果的吻合之处！
全息论还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结构和运行规律中，我想会有专家专门来论述这些客观的事实，而我只希望通过简单的陈述稍解诸位之疑惑。
司马南、何祚庥诋毁的“不科学”的东方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有时候人如果耳鸣恐怕就涉及到肾；眼发黄恐怕病在肝；舌尖发红恐怕就有心疾了，而西医从来就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还有些牵涉认知的话最多到解剖学可以企及的血管和神经，而中医理论还有经络和穴位的更深刻的认识（美国卫生部已经批准针灸在美国的治疗应用）这种人体的用阴阳五行相互关联的认识和划分还被中国人用在天下九州的地理分野上。可以说所谓东方思维指导着中国人走过曾经辉煌的五千多年，而今天这些理论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主流的西方思维所掩没，一些肤浅的所谓学者就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腐朽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这是可悲的。
九、司马南、何祚庥其实已经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
东方思维其实和西方思维在一个系统的一定范围内实际上更象现代科学思潮中的两个流派，比如经济学中的货币经济学流派和预期经济学流派，都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论的东西来阐述了同样的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出来的能量不同而已。任何厚此薄彼的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司马南,何祚庥这对蹩脚搭档曲解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的关系是有其深刻的认识原因的，这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坚信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切宇宙现象的唯一准绳。
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因为走极端，早已经背离唯物主义而去，深深的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一样已经逐渐显现出深刻的局限性而必将为新的认识理论所覆盖。
在知识爆炸、开始讨论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是否符合绝对真理的今天，何先生这样的所谓科学大师们还在辛苦的为“物质”和“意识”的座次问题争名分，这是中国科学界或哲学界的悲哀，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之五：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一）
（一）、试试看，反响好就续
最近因为忙于生计，很少关注时下学界的PK。偶尔翻一下网页，竟满目滚动着一个名字－于丹，后面紧跟着的一串却又是一个“十博士”。
不知怎的，砍柴的在浏览“十博士”的显赫头衔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想起汉末深宫中以太监不全之身而终乱“强汉”万世天下的“十常侍”。
昨天，接到白小牙先生的通知说“一虎一席谈准备举办于丹讨论会”，有意邀请砍柴的作为嘉宾参加。这时候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是如此地怠慢了“于丹”女士，如此怠慢了那些自诩代表当今传统文化“专业人才阶层”的“十博士”们。砍柴的的确丝毫没有去关注他们，包括有关他们的文章标题以外的任何东西，甚至想去了解的欲望居然也丝毫没有过。
砍柴的大言不惭，以前就说过，中国今天的学界是缺乏大师的，但绝不缺乏专家。就好像前一阵中科院围绕是否应该从科普法中“驱逐”“伪科学”一词的PK闹剧一样，中国学界总有一群“专家”在PK一些低级的问题，却从来不见大师的见解。
当一些专家级狭隘的学者要来谈论并PK大师级的话题的时候，闹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不知道于丹女士为什么会在今天的政治历史时期突然断章取义的拿出孔子的言论来开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君子固穷”；更不知道在贫富差距大大超过学术警戒线的今天，于女士要求我们继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的真实理由。
于女士无疑不是“十博士”们所诅咒的“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他对論語的讲解除了断章取义、政治附庸倾向明显以外还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在GDP高速增长，GNH（幸福指数）急剧下降的今天，弱势群体是否真的应该和于女士转述的孔子的只言片语那样安于现状，“乐以忘忧”？在腐败横行，官商勾结，专制弄人的时代，我们再做子贡的強國选择题－“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时，是否还要“克己复礼”的“去兵”、“去食”而独自保留对国家象征－政权的盲目的“信”任。
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诞生在一个混乱的人类历史时期，它其实描述的是在那以前数百年或那以后数百年“治平盛世”的社会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勿宁说是那种社会的一种客观要求。孔子之所以殚精竭虑去揭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伦理要求并教化大众，是因为他憧憬那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比如传说中曾经相对公平、稳定、繁荣的周初盛世）希望建立那样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前提下所构思的伦理体系，显然是和现实本末倒置的。孔子最终心灰意冷的要“泛舟江海”，正是因为这种只和理想社会相匹配的伦理秩序和当时现实的严重不相称所造成的一种觉悟后的失落。
于丹女士说，儒家提倡“神于天，圣于地”，是说理想必须和现实相结合，根据这种标准，孔子本身也只不过是个理想和现实相背离的俗人而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政治、各阶层各区域利益发展严重失去平衡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已经不是儒家的仁、爱和“忠恕”所能简单解决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个严重失去平衡的时代需要的正是儒家以外的另外一种更现实的伦理秩序。所以齐桓公“宫中女市”，富国强兵，终成霸业；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强国，卒有天下。形成強烈对比的却正是孔子以“仁、义……”游说于列国之间而終老于无功于当世之孤独之中的现实。
有人会问，那楚汉相争，北逐匈奴，天下太平以后的西汉王朝，却为什么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道”呢？难道汉人比秦人更聪明吗？不是的，砍柴的来告诉你，那是因为一个新的太平时期已经到来，这样一个治平时期正是儒家伦理秩序生存的最佳土壤。
儒家理论是治平时期很好的稳定纲领；在动荡时期，不是形同虚设的道德幌子就是政治家、野心家们公然愚弄百姓的道德工具。
我不知道“十博士”们抨击于丹女士的真正原因，但从那封肤浅的公开信来看，他们有些嫉妒“于丹”女士“勾结”“无良媒体”而“牟取”的名誉和经济上的“暴利”，并“深刻”的抨击说于丹是“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言下之意还是要和于丹争一下中国儒学的“正朔”，但可悲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从于丹的言行中“嗅到死尸的臭气”的同时，他们自己其实也一样的腐朽而狭隘到要誓死捍卫孔子“尸体”的愚昧地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着不公平、处处潜伏着社会危机。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的角度来顺应客观规律，疏通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和经济障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一味的寄希望于古老儒教对人们心灵的约束、懞蔽，寄希望于那些肤浅或龌龊的文人来帮凶般继续愚弄百姓，以催眠国人的良知和勇气，那么，这个民族没落的时候就快要到来啦！这种没落将会比古罗马的毀滅来得更加猛烈，那将是坍塌式的。
无论于丹还是“十常侍”（SORRY，是十博士），他们都无法跨越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的作用，无论他们怎样的殊死搏斗，都只不过是“两小儿辩日”一般的浅薄、狭隘。饱食终日者，无所事事，遂不过如此尔！
中国学界仍然没有大师级人才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二）
砍柴的只不过一冷眼旁观者。
于丹对論語的讲解的确精彩，可悲之处在于于丹女士只津津乐道于孔子的“安于现状”，“乐意忘忧”式的愚民教条，却回避了儒家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难道儒家学说可以如此断章取义地去迎合和谐社会政治的需要吗？
儒家有六经、五经之说，“六经”之说始于孔子之《礼·经解》，他们分别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乃并入《礼记》中,遂有五经之名。这些都是儒家推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典范性著作，但他们没有一部是孔子的作品。
这说明即便是《論語》这样伟大的著作也不过是纪录孔子对以上古代经典著作身体力行地钻研以后的心得。推《论语》，而不究《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本义可见是舍本逐末的，在这一点上“十博士”们鄙视于丹的企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弄懂入学的肤浅是有道理的。
换句话说，孔子虽然孜孜不倦的试图将他所汲自“中国传统文化”六经的营养尽数传授给他的三千弟子，而《論語》却还是远远不够的，后人通过对《論語》的咬文嚼字和鑽牛角尖就很容易造成对儒家要义的断章取义。
儒家是后人划分的，在孔子从来就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任何束缚自己思想的藩篱。一些政治投机者曾说孔子是宿命論者，继而用今天的术语来套他说孔子是个唯心主义者。
而其实孔子在学术上的宽容也是今天中国学界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们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对暂时无法理解的特异现象，何作休院士们就坚决地从自己狭隘的唯物主义信仰的角度出发认为，凡是今天的实证方法无法证实的现象就是伪科学的，而孔子却睿智而宽容的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就是大师和专家的区别。
今天的中国人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已经失去了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于丹、十博士们的PK是在一个很低的层次里的PK，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尽观看起来“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其实他们还是拥有一个共同点的，这就是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儒学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捍卫的。而他们却同样无一例外的不知道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或如何去捍卫才是睿智的。
如果在他们脑门上洒点凉水，让他们清醒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儒学其实是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而传承到今天的。
首先在孔子身体力行的那个时代，儒学就遭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挫折。儒家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政治活跃的列国屡屡遭受冷遇以后，在推崇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还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是历史事实，不需辩驳的。
但孔子和当时希腊的柏拉图却是世界上两个最早开办大学的人物，正因为这种学术“运作”方式，使得这个世界千百年来保留了东西方两大学术系统。柏拉图保留的是哲学和政治学；孔子保留的是政治学和伦理学。
当十六世纪中国儒家的继承者朱熹把儒家伦理的体系扩大到自然的“天理”的时候，理学就诞生了，而理学对西方世界的传播，最终导致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们受到启迪而产生科学。
有人说砍柴的是在胡说，这无妨，有心者可以去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学看看，是否有专门的朱熹理学研究部门，甚至美国的哈佛大學也有朱熹理学博士研究院。
这是讲儒学到底有多博大，和于丹、十博士们的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呵呵
那么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呢？
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那时候在华人世界有很多所谓的“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聪颖达者”经过深刻的反思以后，好像大彻大悟了，他们终于发现中国人无法继续獨佔世界文明鰲頭反而倍受欺凌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也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
对孔家店，在五四的时候就已经砸过一回了，因为那时候的文化精英们认为德先生、赛先生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表现，鲁迅就说要“痛打落水狗”。但他们哪里知道德先生（民主）也就罢了，至于赛先生却还有着深刻的儒学渊源，这就是陈朱理学。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辉煌时代都没有出过真正的大师。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三）
三、无论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法明白的道理：儒家学说体系虽然有其深刻的局限性，但和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互补作用。
西方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但这种僵化的代议选举制度有很多西方文化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全部的政治过程受制于不加掩饰的利益，公民之间是这样，对外政策也是这样，所以这导致这个可怕的只按规则刻板运行机器失去灵魂，它有可能给国家和世界带来灾难。
比如说美国近十几年所发动的几次战争，拒绝通过避免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的《京都議定書》，还有废除《反导弹条约》、公然将太空军事化等等，哪一项决策不是在国会山表决通过的？也就是说没有一项国家决策不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极端利益的。
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认为人之初性本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则是应该多于亲情的。所以西方注重法治的传统由来已久，愿赌服输式的生存习惯，使得西方人更注重彼此利益的公平，久而久之利益便成为他们衡量事物价值的绝对主要的标准。
在美国社会，夫妻、父子的财产是截然分开的；子女超过抚养期还住在父母家里，按习惯是要收费的。当然国家也不例外，公民视为他交稅和誓死保卫他的安全为天经地义的义务，而国家则无微不至的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和生存的保障。
在这井然有序的规则面前，是无法参杂规则以外的任何道德因素的。比如在萨达母的死刑问题上，哪怕作为个人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再有良知也无法左右美国政府既定的处死前伊拉克总统的政府计划。
而儒家学说却从一个相反的基础“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上来主张以仁来管理社会，它认为人心的基础都是向善的，各种原因导致了他们的犯错误，因为他们内心的初善，使得他们都是可以被原谅和挽救的。因此在儒家社会中利益是被放在道义之后的，在中国商人从来就被放在下九流的地位。
这种理念也导致了启蒙时期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郑和七下西洋，航程几乎越过好望角而到达欧洲，但他给世界个民族带去的是和善和礼物；而哥伦布的大航海却给沿途人民带来长达数世纪的殖民压迫和灾难；西班牙人毁灭了辉煌的蚂雅文化；八国联军还烧毁了人间仙境－中国的圆明园。
这就是儒教社会和基督教西方社会的区别。
儒学的“性善论”导致中国人比较注重改造和教化，这就是人治。
美国人通过代议制所通过的那些措施对美国的短期繁荣和利益毫无疑问是有好处的，但长期的灾难和危险却可能带给全人类的。因为追求极端利己主义的利益的短期意识，使得这个国家就向盲人瞎马一样有可能机械的走向深渊。
所以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和利己主义文化导致这个国家机器无法具备睿智的灵魂，从而保证这架庞大的机器不会恐怖的走向不明前途的方向。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完全靠儒家道德的力量来管理社会显然也是荒谬的，但儒学注重道德伦理的认识体系却正好可以和民主体制下注重法律的特征相结合，使得人内心中理智的一面可以开始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灵魂的左右，使得这个社会的管理能够充满良知和睿智，这就是今天儒学“仁义、道德”信念的作用。
其实，西方推崇儒学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陈朱理学对西方早期科学的影响，理学在十五世紀被介绍到西方，使得欧洲诞生了被陪根称为“新哲学”的科学，因为理学认为除了人于人之间相处是有规律的，人于自然和自然之中同样存在“天理”。东西方哲学的碰撞终于诞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体系，它在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有被稀里糊涂的请回了祖国，这就是“赛”先生！
如果说历史上儒学曾经已经改造过一次西方哲学，并为死气沉沉的西方哲学带来过“科学”的光明，那么今天儒学再一次影响问题多多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和他们一起创建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时刻就已经来临啦。
儒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结合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亚洲，为什么不能再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睿智、仁爱的大同世界呢？我期待着！
之六：
被清算的“五四”精神和国人失去的信仰
07年是一个儒学复辟的相当激烈的一年，中国人似乎又突发奇想，萌生了一种打算清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罪孽”的奇怪冲动。
这种冲动其实并非07年才开始萌芽，它应该始于物质资料开始丰富，精神资料空前匮乏的九十年代末期。缘于主流倡导“以德治国”的儒家信仰。而于丹、十博士……这样的一班政治文人为争儒学正朔而发生内讧的推波助澜，则使得这种冲动在07年的中国达到顶峰。
其实，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半个世纪以后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就从此失去了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
五四以前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信的，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夏人信神、商人信鬼、周人信命，而自那以后的数千年发展中，中国文化逐渐宽容而厚实，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神鬼、圣人、耶稣、佛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信仰。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也只有儒教背景下的中国人才可以做到这种儒釋道相安于一起而无事的文化宽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是抱着彻底和旧文化决裂的信念开始对孔孟之道的猛烈战争的，他们狭隘地认为，正是这种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
那时候，一切旧有的封建思想都被拉出来进行批判示众。代替国人信仰的除了基督以外就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不管当时的人们对赛先生曾经拥有过的中国血统（陈朱理学曾于十五世纪被西方传教士介绍到了欧洲而成为科学诞生的催化剂）是多么的茫然不知，但当时的中国人在告别一切“愚昧”的传统之后，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个科学的信仰。按照于丹女士转述孔子“民无信不立”的教导，中国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比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灵魂的清洗要彻底的多。无论孔孟之道还是基督活佛，甚至“赛”先生都一骨脑被打翻在地。这也许是因为赛先生的儒家血统终于被查出，也可能还牵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次科学也没有幸免于难。
而“德”先生莫名其妙地却被贴上无产阶级民主的标签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造反活动中改头换面好好疯狂了一回。那时候的中国人尽管彻底砸碎了传统文化的坛坛罐罐，但他们仍然还有一个信仰，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同样根据“民无信不立”的原则，这时候的中国仍然也还是有希望的；
当中国人终于进入七十年代末期，通过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深刻反思以后的执政党终于决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全盘西化开始了，从此，中国人的心灵中除了金钱和性爱，从此一无所有。
这种状况的中国社会其实已经闯进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警戒线，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高速激化的社会矛盾中，困惑的精英们不得不反思起对传统的革命是否合理，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尝试着文化回归的可能性，尝试各种利用重建儒家道德秩序从而逆转社会规律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德治国”。
很少有人去深思过“以德治国”后面隐含的意思，不知道“以德治国”其实是对专制政权和獨裁者的道德要求，他应该是不适合于中国今天的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否则就只能说明中国今天的社会体制本质上其实仍然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的。
法制社会中的道德是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道德只用于约束公民的法律以外的行为，对治国毫无重要可言。克林頓的婚姻道德问题并不影响他为他的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布什的口没遮拦同样不影响他作为美国总统在美国法律的要求下去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強大的国家。
应该说在法制社会的公务员是没有机会或不敢不以“德”治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年的那些无知政客提出“以德治国”的主张其实是多么的自欺欺人和多么的荒谬绝伦。
在这种圣人体制下必须建立一种领导者高风亮节、被治理者人人自省、人人自我约束的“和谐社会”，在激烈的矛盾面前自觉拥有“乐以忘忧”、逆来顺受的圣人修养。
于是曾经被无数近代民族精英们无数次打翻在地的儒家信仰重新被奉若神明地请回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信仰的中国社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可以说于丹和十博士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宠儿，这和他们曾经的牛鬼蛇神的身份形成強烈的对照，而他们今天的趾高气扬也同样和从前的战战兢兢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专家级学者或称知识分子的命运。
做大师则不同，他们要象萨特，死后百万人送葬，而共和国总统也不得不慨叹说：哲人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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