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量什么？责任是人们在社会上、家庭里和工作中亦或对某一事物的过程及结果应该承担起的有偿或无偿的政治、法律，经济义务。它维系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维系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维系着家庭的存在。社会责任体系构成人类社会的神经系统。如果责任体系遭到破坏，社会就会发生精神紊乱．工作就会受损，家庭就会面临解体的危机。可以说，责任是维护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之一。
  责任植根于动物本能之中。是这种本能保证了动物物种的延续。没有成鸟育雏，鸟类就不会存在于世，哺乳动物不哺育幼仔，其幼子就无法存活。这种本能的责任只量原发性的，但却具有普遍性，是责任的本源。而人类的责任远比其复杂得多，因为人依赖群体而生存．构成人类社会形态，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各民族由于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不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也就造就了不同的责任体系，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忠、孝、仁、义”，不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规范．而且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责任的最基本内涵。对国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民要仁，对友要义，是中国人的四重责任，千百年来，谁胆敢不履行这四种责任，谁就会被主流社会所唾弃，使达官贵人留下千古骂名，使小民没有立足之地。
  就个人而言，责任依靠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制度的约束，就社会面言．责任体系有赖民族文化的支撑，需要社会制度做为保障。并且这种文化和制度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同，成为公众的群体意识和习惯，只有这样，整个责任机制才能正常运转，推动每个人承担起所应负的责任。所谓法不责众就是很好的反面例证。
  民族文化底蕴在于它不仅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而且也是一种责任气场，当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处在这特定的氛围之中，伴随他的成长，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以及社会潜移默化的髟响，无不在塑造他形成与这种氛围相一致的是非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是非观念和行为恰恰是一个人能否承但某 种责任的思想根源，亦或称之为一个人的良心。
  社会依靠制度安排规范人们的行为．激励或强制人们履行责任，维护社会各环节各部位有序运行，如果没有制度，社会就会一派混乱，社会责任体系必遭破坏，责任就无从谈起。任何社会形态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就是以德化教育为宗旨的各种宗教也得运用种种戒律和教规等制度来规范信徒的行为。制度对责任而言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文化建设和制度安排共同才能构筑完整的责任 运行机制，过分迷信制度安排，忽视文化建设，责任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由于缺乏原有推动力，制度在运行各环节如果没有一大批人强有力的推行，必然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政令不通等怪现象，使责任机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过分迷信文化建设（主要是人的品德培养），责任体系失去制度保障，也只是是有水无堤，无堤之水必然泛汪成灾，人们没有制度（法律）的约束，单凭个人好恶行事，整个社会必然成为强盗者的天下。
责任机制是否正常运行，关键在于责任机制内在文化和制度是否被公众所接受，成为人们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形成公众群体意识和习惯．如能如此．责任体系及机制就自然步入良性循环，使人们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废帝制建共和、剥夺个人私产建立公有制、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可以说每一次社会变革对社会的责任体系的冲击都是不言而喻的。对传统社会责任体系的冲击甚至是致命的。
从文化角度而言，从20世纪初五四运动喊出砸烂孔家店，至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统治地位被彻底瓦解。所幸的是，一代伟人依靠他那对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深刻把握，凭借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以及历史的惯性，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部分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遗存下来。通过对人员流动严格把控的户籍制度和依靠广大民众对异己分子及社会丑恶势力监控方式，几乎在一夜之间切除了黄赌毒这一社会毒瘤，把德治做到了极致，推到了巅峰。做到了恐怕连传说中“画地为牢”的周文王都望尘莫及的程度。可以说1949-1976年28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官吏最廉洁、民风最淳朴、最重名节时期。但是，物极必反，把德治推到巅峰，也留下了以政代法、以政废法的后遗症（名为提倡实为强制的长达20余年晚婚晚育和一孩化政策就是以政代法、以政废法的最典型例证）。
  文革的发起与被否定，本质上是治政路线的残酷斗争，不是简单的宫廷权势之争。它涉及上至中央下至小小的农村生产队和城镇居委会，席卷了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这场两派斗争的参与者中除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外，大多数参与者无不是报着为国尽忠．捍卫党中央神圣责任感的人。其结果不是在文革期间被赶下台，挨批挨斗，进了牛棚；就是在否定文革后丟官罢职，断送前程。严重地造成了负责任者不得好下场，“老好人”都平安无事的不良后果，使社会责任体系遭受严重损伤。大梦醒来，人们已把责任视为儿戏，犯不上再为“责任”二字去得罪人。
随着改革开放，执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全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成为治国方略，在一些思想肤浅或别有用心的专家学者“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等一系列歪理邪说的鼓噪下，钱，已成了中国人唯一的追求，原来的社会责任体系在金钱面前土崩瓦解。官吏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借改革之名瓜分公产；黄赌毒沉渣泛起，黑恶势力重现江湖；黑心企业公然在食品、药品、疫苗中弄虚作假，图财害命，豆腐渣工程更是屡见不鲜；人们已把社会责任抛到了九霄云外。
  国门洞开，对外开放，西方文化长驱直入。虽不能说东西方文化和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但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从三千年前的希腊城邦制．就巳形成了民主和法制的雏形，而我们的祖先那时却从禅让制走向了世袭制．西方从古希腊的城邦制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民主体制，依法来规 范公民的行为，靠制度安排来约束人们履行责任（这并不是说西方不关注人的品德，要不然怎么能出现克林顿桃色风波呢？只不过他们对这类事仍按制度安排的程序来处理罢了)；而我们祖先历来倡导以德治天下，依法刑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我们不能把德治简单等同人治，也不能把德治理解为仅仅依靠个人品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德治关键在于通过德化使道德规范成为社会公众意识和生活习惯，并依靠这种统一的意识和习惯的无形力量来制裁敢于冒犯它的人，甚至使之在社会上没有生存空闻。国门开放，我们借鉴西方经验，试图通过制度安排建立新的责任机制，却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一万面，随着人们观念上的转变，传统的责任机制已被瓦解，失去了对人们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控制力；而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在各个执行层中缺乏中坚力量的强有力推动，不是走型就是变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数不清的法律法规，遗憾的是人们尚未养成尊法、守法，用法的习惯，尤其是司法腐败，一些执法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致使新的的责任机制形同虚设，甚至沦为枉法者徇私的工具。
  目睹当前责任体系中的种种问题，终于理解了处于春秋时代的孔老夫子在社会秩序即将崩塌时发出的“克己复礼”呼号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告诫；理解了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辨和“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政治智慧；理解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深远意义之所在。制度安排固然重要，但仅仅依靠制度安排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因为任何制度包括法律都得由人来操纵执行，即使制度安排的制约关系，说白了仍是对人的制约，如果处于制度安排中的人不履行制度，再好的制度安排也是形同虚设。法制的精髓是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忠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更不能朝令夕改，动不动就擅自修改法律，把法律当做玩弄于股掌的利益工具。法制的有效保障是民众能够真正行使民主权利。目前的问题虽然有制度不完善的因素，应该继续完善，但更为关键的因素是现有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被执行者所歪曲。因此，首要的工作是打击官员腐败尤其是司法腐败。以雷霆手段冲破长期由贪官把持的用人壁垒，着重提拔、重用一大批重名节、甘清廉、懂治政的之士，充实在各层级领导岗位，形成依法治国的强大推动力；其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与制度安排相适应的法制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传媒及公众舆论监督作用，推动民众按制度安排的内在要求养成习惯，促进整个社会责任体系步入良性循环。若如此，中华复兴将不再是梦。